第694章 组织模式

明末球长 !组织模式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,小到一群去ktv唱歌的同学,大到准备宣战灭亡敌国的士兵,只有良好的组织,才能把一件事完成。

哪怕是原始人点火,也需要分工合作,才能把羊肉烤熟啊。

这里面,就要有人管收集柴火,有人钻木取火,有人看管火苗,有人打猎,有人剥皮,有人烤肉,这里,谁去做什么,哪件工作辛苦,哪件油水足,哪件工作可以跟靓妹一起工作……

还有事后如何分配烤肉,这都是非常严肃的事情,丝毫马虎不得。

原始人烤肉,都需要考虑到方方面面,何况后世的人做事?

一项事业的成功必然来源于组织模式的成功,哪怕是此时的东印度公司,也因为其先进的财务制度,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,先进的利润分配制度,几乎支撑起了现代文明的根基。

相比较而下,后世的所谓被吹嘘到天上的曾国藩李鸿章,那些为了推销曾国藩家书而吹嘘其道德完人的无耻文人,永远不会说,曾国藩的弟弟靠着劫掠江南,金银珠宝都是用船运,而李鸿章李合肥而天下瘦,可是实实在在说明了这位中堂大人捞钱的本事如何高明了。

当然了,对文人来说,杀人不是罪过,只要杀的不是文人就好,腐败无能不是罪过,只要保证文人的高薪生活,自然吹捧你。

但他们糟糕的组织能力,却注定了只能打一场古代式的战争了。

中国传统社会是集权的,政治的,去商业的,这跟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有关,大一统之后,贸易不再是唯一的物资交换方式,过去秦国和赵国,齐国和楚国之间的必需品交换,必须通过商人来进行,现在突然发现,一个高度一致的政权,通过行政命令来调转资源,更加的高效和便利,于是商业不再是不可取代的了,加之儒家道德开始被文人和执政者普遍接受后,统治者越来越不能接受商业中存在的逆道德因素。

商业是逆道德的,当然商人也可以做好事,甚至有许多大慈善家,但这改变不了商业的本质,商业的本质就是竞争,就是优胜劣汰,就是高效取代低效,就是强者取代弱者,所以当发生灾害的时候,商业驱动的资源调配行为是囤积居奇,坐看穷人饿死,商人获得超高利润。结果就是商业造成了缺乏社会竞争力的穷人被淘汰了,富人活了下来。

这在农业上,就是地主平时好模好样的借给佃户钱,等到荒年就急着收税,故意饿死佃户,那佃户不多的财产,自然就只能归自己了。

当然了,在政权尚未失控的时代,政治驱动的资源调配行为,却是救济,不考虑成本,而是考虑一个底线,那就是让人尽可能的活下去,但这在一定程度上,是去竞争的,去优胜劣汰的,保护了低效,保护了弱者。因此政治未必是道德的,但在一定程度上,他比商业更讲道德。这就是为什么讲究道德的儒家思想,会慢慢跟政治靠近,最后紧密结合在在一起的深层原因。

这却并非是什么道德考量,纯粹是为了更好的安抚和吸允百姓的民脂民膏而已,毕竟,不给救济,人家是要造反的。

但如果社会长期的的政治化,缺乏商业驱动,竞争就会不足,缺乏活力。低效的,衰弱的成份会一点一点的积累下来,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弱化。从人的角度来讲,中国长达几千年的这种政治化组织方式,保护了弱者,也保留了低效。

弱的不是人种,而是思想意识,是认知观念,所以中国文化中,会出现依赖群体,盲从等等特征。当灾害发生的时候,普通人本能的想的不是如何自救,而是抱团取暖。就连这个政治化社会的商业文化,也不喜欢竞争,商人更喜欢在政权的庇护下做生意,不管是十三行的行商,还是扬州的盐商,或者是山西的晋商,所有人都把维持跟政府,跟官员的关系,看作重中之重。这就是思想观念的弱化,是长期被强力组织保护的后遗症,产生了大批巨婴。

这是两方面的问题,一方面是官本位是思想,儒生天生不会做生意,不会创造财富,因此天然仇视创造财富的人,希望依靠制定规则,命令财富的创造者将财富分给自己,或者对其跪舔换取一点残羹剩饭。

相比在商业文化的高竞争状态生存下来的西方人,思想观念中的竞争意识十分强烈,非常具有冒险精神,具有独立个性。

单个人的冒险精神和竞争意识对比还体现不出来,可如果千千万万人的差别加在一起,区别立刻就体现了出来。

近代中国和西方国家都有海外开拓的情况,比如中国的下南洋,西方的大航海,区别是西方人是主动的,中国人是被迫的。西方开拓海外殖民地,上到贵族、学者、官员,统统加入到这样一个事业中来,中国人下南洋都是一群实在活不下去的穷人被迫的选择。于是西方人海外开拓时,他们去征服,去学习,去统治,中国人呢,唯一的目的,就是谋生!

最可笑的是,曾经有一次顺理成章名正言顺的将东南亚扫平的机会,我们缺因为要讲礼貌,不能做野蛮人,而拒绝灭亡他们!

这也是在后世最可笑的体现,在XX和XX,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外国人群体,以碰瓷为乐,他们或者是租房不给租金,去要租金的时候,就有一个被他们干的早已失去自我的女人攻击,报警声称自己的黑人朋友被歧视,要求必须把房子白送给自己的黑人朋友,不然就去……

也就是说,这种不能在外人面前丢了面子的思想,简直就是我们民族最大的祸害了,无数次,为了这种面子,失去的大量金钱和潜在利益,已经是无数次的在教育我们了。

为什么这么要面子?为什么不能弃虚荣而取实际?

对于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强,独立个性弱的特点,李向前是清楚的,深层原因他到没有多少研究,但他觉得竞争意识强一些,绝不是什么缺点。

所以他觉得给中国社会中注入竞争意识,更多采用商业,而不是行政手段来调剂资源,会让这个社会更加高效,更具活力,更有激情,然后才能杀出国门,闯入大航海时代的惊涛骇浪中,和西方人搏杀。

这就是分权的问题。

在这个分权授权的体系下,固然对手下的派出所民警,放权是要有着相当严格的培训的,总不能你在卧室里搂着女秘书,吃着火锅唱着歌,他没眼力的过来敲门,问你遇见了一个酒后驾驶,咆哮,叫嚷着我姐夫是xxx的家伙,我是该跪在地上礼送他回府邸,还是将其狠k一顿再扔进拘留室让其他犯人给他上上课?

同样的,这个时代的商人,也需要换换思维。

董小宛小时候是绸缎庄的小姐,而且收入水平不低,可以负担起她的受教育经历,确实有几分大家闺秀模样,但父亲一死,“职业经理人”就开始捣鼓黑账本,将盈利的丝绸店直接搞破产,这就是问题所在。

李向前并不想在道德上批判这件事,董小宛也在帝都住下,并且似乎和某位长老很热乎,也算是修成正果,自己人得了便宜,但本质上,这件事,有几个人得利了?

董家是家破人亡的完蛋了。